南方談話

解開市場經濟姓“社”姓“資”的死扣

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是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里程碑。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3日，鄧小平在相關人員的陪同下，攜家人十數口乘專列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進行了視察并在沿途發表了許多談話，談話主旨都與市場經濟密切相關。一篇最先由《深圳特區報》記者撰寫并發表在該報上的，后經新華通訊社轉發全國各新聞媒體的，題名為《東方風來滿眼春》的長篇通訊，披露了這一驚天動地的消息。這消息，連同緊接著的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學習和討論如何貫徹落實南方談話的新聞，就如同一顆重量級的原子彈，在中國首都北京炸響。其后，各地各級立即掀起的學習、貫徹熱潮，就像原子彈的沖擊波和光輻射一樣，迅速地傳播到了天南地北的每一個角落。宣傳、貫徹聲勢之浩大，力度之強勁，影響之劇烈，持續時間之久長，都是空前的。

鄧小平南方談話，國內反響強烈，海外為之震動。其中所表現的對改革開放的堅定態度，更是振奮人心。在視察途中，鄧小平大聲疾呼：“誰不改革開放，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并強調“不爭論”。

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前無借鑒，后無經驗，姓“資”姓“社”與其空泛爭論，不如實踐證明。“不爭論”當然是惟一正確抉擇。不要爭論，并不是不要回答市場經濟姓“社”姓“資”的問題，而是在大膽嘗試的進程中，把姓“社”姓“資”的問題更多地留給社會發展本身去回答，這就是“發展才是硬道理”。鄧小平認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香港新聞界捷足先登，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應，從1月20日起，幾乎開動所有的宣傳機器，連篇累牘地加以報道，形成了鋪天蓋地的盛勢，僅香港《文匯報》從1月22日至2月20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就發表報道、社論和評論25篇。與此同時，臺灣、澳門、東南亞和西方通訊社也就此發表了大量報道和評論。

海外輿論界認為，鄧小平的重要講話，“基本符合中國現階段的國情，并且能深刻影響下一段中國的國運”。港臺報刊說，講話“對經濟開放以及興辦特區的政策作了肯定”，表明了“加快改革開放步伐的決心”。《世界論壇報》認為，鄧小平的講話“已驅除了世界對中共經濟政策搖擺不定的疑慮”。

為了統一思想，2月上旬，中央先以記錄整理稿的方式，向司局級以上領導干部傳達鄧小平南方談話。3月9日至11日，中央召開政治局全體會議，根據鄧小平的談話精神，討論研究了我國改革和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并決定將小平談話作為中央2號文件下發，在全黨全國人民中傳達貫徹。鄧小平視察南方途中的談話，形成了影響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程的權威文件。

以鄧小平的這次南方談話為起點，新一輪的改革大潮在中國的大地上廣泛而深入地開展了起來，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極其巨大而深遠的。

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改革開放的目標，對馬克思主義最大的貢獻就是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找到了人類各種社會發展必需的一種共同的運行體制，而不再以姓“社”姓“資”而論之。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而不是傳統的計劃經濟。它具有市場經濟的共性，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在運行規則上是相通和相似的，兩者大體上是差不多的。正如鄧小平所說：“‘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方法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相似’。因此，我們應該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市場經濟國家的一切有用的知識和經驗。”而且，他把“市場經濟”問題講得更簡明更透徹——“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鄧小平的談話不僅中止了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把人們的注意力從批判“和平演變”和民主社會主義轉到經濟建設上來，更重要的是進一步推動了思想解放。經過幾番姓“社”姓　“資”的爭論，在對恪守傳統蘇聯模式的“左”的理論觀點進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礎上，市場經濟在中國終于真正成了主角。

那么，鄧小平的輝煌思想會不會成為中共十四大的主旋律，“市場經濟”會不會正式寫入十四大政治報告，就成了人們關注的一件大事。因為，“市場經濟”寫進十四大政治報告，就意味著“市場經濟”成為全黨的共識，發展市場經濟也將成為全黨的使命與責任。

1992年4月30日，在北京中南海，中國的最高決策層——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會議，討論十四大報告的初稿。在此之前的政治局常委會上，常委們明確提出報告要通篇體現鄧小平南方談話的精神。于是，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的問題，很自然地在報告起草過程中作了重大調整。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是十四大報告的焦點之一。在報告起草過程中，起草者各自根據對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的理解，提出了三種說法：一是建立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二是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制，三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

這三種說法，究竟哪一種更切合我國的經濟實際，更易于為大多數同志所接受，更有利于促進經濟的發展呢？當下，只有確立一種比較科學的提法，才有利于統一全黨的認識和行動。

1992年6月9日，江澤民總書記來到中央黨校小禮堂，面對數百名省部級干部，就這個問題坦誠地亮了自己的觀點。他說：“我個人的看法，比較傾向于用‘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江澤民進一步解釋說，他認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也就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的腦子里和認識上一直是清楚的，不會因為提法中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生是不是取消了計劃性的疑問，而且資本主義經濟也并不是無計劃的。所以，使用“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可以為大多數干部所接受的。

十四大報告繼4月30日拿出第一稿后，根據政治局常委會的意見改出了第二稿、第三稿。7月上旬，又根據江澤民黨校講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精神改出第四稿。7月23日和24日，鄧小平就報告發表了看法，認為報告是有分量的，同時也提出了修改意見。報告采納了鄧小平的修改意見，又改了兩稿。8月間，報告第六稿印發到全國119個地方和部門征求意見，在3000多人范圍內進行了討論。9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第七稿進行討論。一周以后，政治局召開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了報告第八稿。10月5日至9日，十三屆九中全會審議并通過了報告第九稿。到10月12日，江澤民總書記代表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向黨的十四大宣讀的政治報告，已經是十易其稿了。根據十四大代表提出的意見，又對報告稿作了多處改動，直至10月21日公開發表。

隨著報告稿的一次次修改、一次次爭論和補充，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法和論述越來越準確，越來越完善。我們黨把一向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同義語的“市場經濟”寫入自己的政治報告中，標志著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突破，是繼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全黨全國人民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勝利召開。大會作出了三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一是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大會通過的黨章修正案，寫入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二是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是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為標志，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很快，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就在黨的十四大形成了共識。“市場經濟體制”終于堂堂正正載入了十四大報告，成為全黨大多數黨員的共識。中共總書記江澤民面對2000多名中共十四大代表，面對全中國和全世界鄭重宣告：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至此，一場曠日持久的大爭論畫上了句號。市場經濟在中國發展的舞臺上先是反角，再到正面配角，再到正面平行主角，最后成為真正主角，并在中國這個大舞臺上演出波瀾壯闊的時代壯劇，最生動不過地展現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

（共產黨員網  本文發表于 2008年11月18日）